作者：财政科学

标题：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支持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作者：王文清 王晖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1年第7期

内容提要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转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环境，同样也改变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下行调整期。对此，我国政府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推出一系列“以税抗疫”的优惠政策，在稳外贸、促就业、保市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下，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抗疫斗争转为常态化，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疫情前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我国将在此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疫情初期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商品需求与供给的渴望日益高涨，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而改变贸易格局；另一方面，随着疫情暴发向着恢复期乃至无疫期的转变，全球产业结构及价值需求可能会面临重新组合，长期内我国为避免对外经济发展边缘化的风险而改变贸易格局。基于此，本文以后疫情时代为背景，通过阐述税收政策应对常态化疫情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我国外贸格局变化的新趋势与规律，提出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支持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外贸经济 贸易格局 税收取向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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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自新冠病毒暴发以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住了疫情的肆意蔓延，并逐渐进入疫情暴发后恢复阶段的后疫情时代。在疫情初期，我国通过积极、有效的税收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复外贸，加快了国内经济企稳回升，促进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为战胜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疫情后期，全球经济势必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原有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正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我国应因势利导，变危机为机遇，为加快形成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新格局，做好长期战略准备与预案。对此，许多国内专家针对后疫情时代税收取向与政策基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一是在税收政策方面。龚辉文（2020）从政策适用性的角度提出，继续延长支持疫情防控减税政策收效明显，但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减税幅度与规模要和国家乃至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相吻合，一定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张慧慧（2020）在税收助力疫情防控方面认为，利用积极的税收优惠及税收大数据扶持企业可以减轻疫情对我国外贸经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上观点，从长远角度提出，后疫情时代要做好扩张性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预案，以此有效刺激内外贸易的稳步提升。二是在税收管理方面。刘旭佳（2020）建议，我国支持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税收管理经验还不足，继续加大涉外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将会加速和培养高端产业链的形成，有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进程。上述观点提出了在后疫情时代，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手段助力税收惠民政策，以激活对外贸易扩大出口。三是在税收风险方面。沈思（2020）也提出，在当前新技术变革的前景下，税收征管首先要抓好事前与事后的涉税风险管理，建立并设计以纳税人为核心的高质量税收制度。上述观点阐明，后疫情时代要加强“以税抗疫”与税务监管的协同，在实施税收普惠政策的同时应提高数据治税和风险监控的能力，防止一头过热或一头偏。

目前，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将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不单只是提升税收质量的外在表现，还可能会成为未来整个税收取向流程和运行方式的内在变量。因此，税收取向的基调定位应不断地因时因势而动，在后疫情时代较长的时期内，既要保持可持续性，又要兼顾提质增效，控制好适当的节奏，推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税政策。

我国国内经济复苏与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税收政策分析

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世界各国之间贸易的基本盘已打破原有格局，全球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20年10月，WTO根据形势变化，发布了新修订的预测，预计全球商品贸易将比2019年下降9.2%，而我国1-6月虽然也下降了3.2个百分点，但在国家一系列抗疫措施及税收政策的支撑下，依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党中央基于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加快国民经济复苏、稳定外贸发展局势，拉动出口增长攀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国民经济复苏趋快，国内循环稳中向好

1.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2020年，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3.3个百分点。1-4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分别为-19.0%、-3.9%、0.9%、4.6%，呈现“深V型”恢复态势。从结构上看，乡村市场好于城市，四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6%，比城镇高1.1个百分点；餐饮等服务业消费持续恢复，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0.2%；网上零售等新型消费模式加快发展，全年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9%。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年快递业务量超过830亿件，比上年增长超过30%；汽车销售市场明显回暖，全年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下降1.8%，规模接近上年水平。2021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9%，两年平均增长4.6%，加快0.4个百分点。可以看到，收入增长与消费扩张是相辅相成的，我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审时度势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加以应对，通过改变各种商业以及营销模式来刺激国内消费，如电商直销等，在疫情初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一度提升了消费热度。同样，不断的刺激消费离不开人民物质文化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中就包括对外开放水平，放眼世界资源，增加国民就业机会，使全社会收入逐步提高，这些对于扩大内需、提升消费有着不间断的能量释放。

2.三大产业恢复增长

在当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及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各个领域产业链体系愈加完善。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同比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同比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同比增长2.1%。2021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32167亿元，比上年增长1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402亿元，同比增长7.8%；第二产业增加值207154亿元，同比增长14.8%；第三产业增加值296611亿元，同比增长11.8%。以上数据显示，我国近两年的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正在稳定恢复，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环境下，我们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外资、调整结构等利好举措，使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得到了平稳推进。

3.实体经济经营状况改善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516.1亿元，同比增长4.1%。2021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183.3亿元，同比增长66.9%。以上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整体运行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得到良好改善。但也应看到，小型微利以及其他企业依然存在经营效益不稳定的状态，由于他们经营盘子小、资金周转弱，与规模企业相比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随时会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风险。因此，国家加大了对企业纾困解难的力度，出台各类扶持性政策，特别是利用减免性税收政策，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减轻企业负担效果明显。

4.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数字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实体领域，对助力社会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转型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7.1万亿元，占GDP比重7.2%；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约为28.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9.0%。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超过40万亿元，占到GDP（全年101.6万亿元）比重的39.4%，实现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到，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发展异常迅猛，在后疫情时代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对外贸易形势严峻，发展格局趋于好转

当前，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少数国家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以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5G技术、芯片等成为新的贸易战对象。进入2021年新一轮的疫情出现以及国际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给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再添几多变数。但我国已率先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复苏，带动了对外贸易的艰难好转。

1.进出口总值先降后升，整体呈“W”型趋势

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4.03%；进口14.23万亿元，同比下降0.71%。2021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达18.0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出口9.85万亿元，同比增长28.1%；进口8.22万亿元，同比增长25.9%。图1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在2020年疫情初期受到影响较大，2月份叠加春节因素影响进出口总额回落至15402亿元的年度低位，自3月份起开始大幅反弹恢复，6月份以后连续7个月出现正增长，特别是出口总量突破2019年同期，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得以巩固。可见，疫情影响只是暂时的，随着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和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延伸，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得到了保障。2021年以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推进，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对外贸易延续稳中攀升的态势，未来外贸经济格局发展趋于稳定。

2.外商投资逐渐明朗，贸易回升后期有望

202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44万亿元，占全部进出口贸易额的38.7%，同比下降1.1%。其中，进口5.99万亿元，同比增长1.2%；出口6.45万亿元，同比下降3.1%。2021年上半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达6.61万亿元，占全部进出口贸易额的36.6%，同比增长19.0%。其中，进口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出口3.43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外资企业进口总值增长比率高于出口总值9.09个百分点，说明内需所求对外购进并未减弱，相反，外资企业由于受疫情、地理、人员及环境的影响复工复产的概率要远低于内资企业，因而出口总值呈现下降趋势也属正常；在后疫情时代，外商投资企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度成为我国推进对外贸易扩展的“排头兵”，持续增长空间较大，贸易回升前景看好。

3.贸易结构转变，发展格局稳中有进

2020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19.25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6.64万亿元，同比下降2.2%。整体对外贸易方式结构较2019年有所不同，一般贸易虽较2019去年同期略有上涨，但始终未拉动进料加工和其他贸易总额的有效增长。可见，传统型贸易方式在疫情突发阶段的适应性要比其他贸易略占优势，为赢得国际市场一席之地，转变或倾向某一种利好的贸易方式也是必然的。同时，作为我国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跨境电商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了31.1%，其中出口1.12万亿元，增长40.1%，进口0.57万亿元，增长16.5%。2021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3.48%，预计2021年渗透率将达40%。可以看到，疫情期间跨境电商在飞速发展，成为稳外贸、促增长的中坚力量，同时正在积极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与转型的方向。

4.初级产品进出口先降后升，重点行业平稳过渡

2020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5.5万亿元，同比下降7.67%；工业制品进出口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4.43%。在进口方面，我国原油、金属矿砂等资源型产品较同期分别增长了7.3%和7%，粮食、肉类等农产品较同期增长了28%和60.4%。在出口方面，以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成为外贸出口的主打产品，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家用电器紧随其后，拉动整体增长1.3个百分点。据统计，初级产品进口4.7万亿元，同比下降6.8%；出口0.8万亿元，同比下降13.3%。2021年上半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3.39万亿元，同比增长27.0%；工业制品进出口14.67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后疫情时代，随着各项经济的复苏，进出口商品结构趋于优化。

5.贸易国家两极分化，市场呈现差异不同

202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排名前10位国家的贸易总额累计达15.22万亿元（见表1），占全年贸易总额的47.33%，同比增长1.54%。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位列前四，贸易大国交易集中现象更加突出，特别是在疫情逐步向好国家及地区尤为明显。2021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排名前10位的国家排名较2020年没有变化，但合计占比略有下降。2020年，我国出口贸易额排名前10国家的累计额达8.6万亿元，占全部出口额的47.86%，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其中，日本成为我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21年上半年，日本仍是我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但其进出口额占我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由2019年的6.88%下降到2020年的6.83%，并进一步下降到2021年上半年的6.52%。可见，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演变，双边合作及多边合作将进一步开放，国家（地区）间的发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进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弹性作用，其增减程度与贸易总量密不可分，对带动我外向型经济全面发展，提升整体实力及区域协调至关重要。

（三）税收服务精准施策，“稳外贸”成效显著

1.创新纳税服务举措，支持抗疫稳定出口增长

一是出口退税加速扶持企业渡难关。2020年，全国税务机关推行无纸化、“非接触式”及“容缺办理”等税收服务便利举措，平均办理周期压缩2个工作日，使涉外企业足不出户就可拿到出口退税款，缓解了企业疫情期间资金紧张的困难，为复工复产复外贸带来了希望。可见，良性的税收服务措施虽然不如税收优惠政策正面直接，但从侧面也能起到促进外贸增长的作用。二是推出税收服务承诺帮助企业渡难关。全国税务机关按照“随报随批、随批随审”的原则，在疫情期间实行“辅导团队+辅导专员”服务机制，有力服务“六稳”“六保”大局。三是出台税收惠利政策协助企业渡难关。2020年，上调1084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至13%和38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至9%，特别是化工产品、钢铁制品、农产品深加工等受益明显，在一定程度了弥补了涉外企业部分亏损，对恢复外贸出口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出台免征内销缓税利息政策，让更多涉外企业获益，同时也激活了生产企业的产能，为后期履行更多国际订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出口的稳定增长。

2.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一是国内税收情况。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近年来，随着“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出台实施，税收增速已经大幅放缓，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对税收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020年我国实现GDP总量101.6万亿元，是全球第一个实现由负转正的国家，比上年增长2.3%，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全国组织税收收入（已扣除出口退税）13.68万亿元，同比下降2.6%，组织社保费收入3.81万亿元，非税收入6316亿元。税收收入虽有萎缩，但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疫情的有效防控，疫情冲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完全取决于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而更关键的是税收扶持对冲力度及国际环境的逆转能力。二是涉外税收情况。2020年，全国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14549亿元，平均出口退税率8.09%，同比下降7.5%；海关征税入库17099.1亿元，同比下降8.6%。其中，关税2564.2亿元，同比下降11.2%；进口环节税（含增值税、消费税）14534.9亿元，同比下降8.1%。可见增值税与消费税无论是出口退税还是进口环节税增幅均有下降，很明显除了增值税税率并档降率所带来的税基缩小以外，防疫税收优惠和减免税措施以及国际贸易萎缩的叠加影响也是重要原因。涉外税收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与变动趋势来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3.税收促进复工复产，引导企业自我加力

一是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向好发展，多数涉外企业正在想方设法恢复生产，进出口订单回流日益上升。同时，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到位，让企业有了获得感。2020年，全国税务机关办理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海关全年执行减税、自贸协定关税减让及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减（退）税达2687.7亿元，远超过往年减税力度。二是针对疫情，涉外企业分别采取降低产品价格、调整经营模式、鼓励员工返岗、网上交单订单等方式积极复工复产，开展自救。三是税收扶持外贸新业态，促进跨境电商稳定发展。对跨境电商交易中的出口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境内服务商和消费者四类主体，采用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和调节其发展。如自2020年1月1日起，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内的出口企业所得税采取核定征收政策，应税所得税率统一按照4%确定。随后，在2021年3月，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扩大至全国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及区域），国内消费者从进口跨境电商购进零售进口商品单次交易限额不超过5000元，年度交易限值人民币不超过26000元的，按照关税税率暂按0%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暂按法定应纳税额70%的优惠政策征收。

总之，2020年我国出台一系列稳外贸、促发展的税收优惠与减免性政策，税收政策取向十分明确，效果极为显著，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税费负担和融资压力，为我国外贸在逆势中增长以及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数据分析显示，进出口税收与进出口总值成正相关关系，但也因疫情影响而出现过差异性变化，说明后疫情时代进出口税收对外贸格局和国际国内双循环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重构了世界贸易格局。

三、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支持贸易发展的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将继续敞开大门扩大开放，引领国际合作潮流，在迎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各种挑战，外贸经济发展的格局定位和税收取向同样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那么，如何确保对外贸易稳定、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等都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课题。

（一）继续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夯实国内大循环发展根基

进入后疫情时代，要立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国内大循环，修复受新冠疫情重创的经济元素，重振国民经济发展的雄风。一是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为核心的龙头区域经济体，促进改革开放示范区、保税区、先行区等的产业集聚，形成国际核心竞争力，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及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恢复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贡献中国力量。二是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不宜盲目乐观，还要关注我国经济存在的两个风险点，一方面，实体经济困难还未从根本上改观，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也未根本缓解。三是要加速传统外贸经济转型，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发展重点，如把数字经济作为新引擎，在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寻求突破点，为构建后疫情时代新的外贸格局提供支撑。同时，以改变出口贸易方式促进升级转型为发展重点，做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扩大进出口，拓展国际市场和产品。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发挥减税降费的积极作用，还要利用税收大数据服务宏观决策与税收风险防控，以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

（二）积极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助力外贸经济稳定推进

在后疫情时代，税务机关应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运用先进的数字税收技术辅助外贸新格局的构建与稳定发展。一是要纳税服务创新，推动纳税服务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正确引导涉外企业投资。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谈签和修改国际税收协定，积极落实出口退税政策，优化办理流程，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增强国际税收话语权，保护涉外企业合法税收权益。二是征管模式要创新，在国际方面要加强税收征管协同合作，疏通国际税收征管环节，减少国际税收流失，促进规范国际税收秩序。在国内要继续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改革，减轻涉外企业的税收负担，帮助恢复产销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在现有各类财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向刚刚起步发展的自贸区、自贸港、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倾斜，如在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长远规划下，可继续放开政策优惠，扩大免税购物范围、降低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以便促成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有利局面。

（三）优化税收政策，营造良好国际税收营商环境

后疫情时代是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实施数字经济税收政策是做好后疫情时代税收工作的主流。一是提前研究我国数字经济征税政策，要做好与国际数字经济税收的接轨工作，还要做好国内数字经济税收与传统经济税收在并行期与脱离期的稳定工作，确保税收收入的同步增长。另外，税收大数据在疫情期间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后疫情时代更要把它作为提升税收工作质效的生命线，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发展经济、防控疫情可参考的数据支撑。二是注重后疫情时代税收政策的调研分析，要充分调研摸底，掌握实际情况，从税收视角分行业、分类型加强疫情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监测分析、形势研判，为社会有序恢复经济秩序提供参考建议。三是把握后疫情时代税收政策执行因事而宜。在疫情暴发初期，国家运用税收优惠与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经济加快复苏，效果明显形成共识。但进入后疫情时代，特别是增值税经过2016年营改增，2018年与2019年两次税率下调，以及诸多减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再进行施放的空间已经很窄，降低税基标准的税收政策不宜长期延用，应当收缩优惠政策实施的时限或在适当时机停止执行，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缓和财政赤字的突出矛盾，逐步回归和控制到疫情前的基本标准。四是继续加大对国际贸易的扶持力度。2020年我国经济外向度为31.65%，在“十三五”期间属于低位。因此，在提高出口退税效率、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有必要面向外向型经济出台帮扶涉外企业的税收服务政策，如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容缺办税等，以支持他们渡过难关。五是建议地方政府降低涉外企业税费缴纳的尺度，可以在疫情发生的一定时期内，对生产型出口企业以增值税免抵税额为计税依据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适当予以减免，提倡对涉外企业进出口产品及境外参展予以适当补贴，为营造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创造环境。

（四）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协作，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

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国际、国内税收共治的协同合作，对促进双边贸易交流以及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十分重要。一是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税收协作。要跟进征管创新，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协作与合作，提升税收情报交换质量，疏通国际税收征管环节，减少国际税收流失，防范税收风险。另外，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一步深入，经济的数字化将广泛渗透进国与国的交往之中，做好税收治理，共同实施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也需要国际间广泛的合作和治理经验共享。二是大力引进人才，加强国际市场营销调研，不断拓展新型产业带动战略升级，努力打进跨国公司连锁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主销渠道。如避开美国等对我国涉外企业反倾销强烈的国家，逐步向中东、非洲、欧洲市场延伸，特别是利润率较高的欧洲市场。三是加强国内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组织财政、海关、外汇、公安、税务等职能部门积极保障涉外企业业务开展，减少审批环节流程及时限，把精力转移到涉外企业生产经营的时效上来，为他们应对疫情风险做好筹划赢得调整时间，形成多方协同治税的格局，打击不法分子利用防疫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等涉税违法行为，推动与更多部门拓展涉税数据共享。

总之，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税收服务于经济的杠杆取向更加明朗。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税收面对无法估量的困难、风险与挑战，应以更多、更广、更加宏观的政策力度去对冲疫情的影响，才能冲破外在政策、环境与机会的阻碍，构建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和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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